在《Image & Gender》第4号中，我们策划了题为“作为据点的表象／身体”的特辑。这是因为，我们此刻认识到提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对我们而言，认识自己的身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通过视觉图像，我们都在不断接近自己的身体——凝视它、感受它、判断它。我们曾被具有社会性约束的法律、以及医学或生命科学中所界定的身体规范与分类所摆布；也曾被已日渐式微、却仍被视作伟大的文学家与艺术家所创造的“人”的图景所制压。与此同时，我们又浸泡在各种媒体平台不断分发的关于“人”的图像碎片之中，不断地追问自己究竟是谁。我们的身体，是一种只能通过这些表象去探求其全貌的存在。若我们放弃思考，转而认同身体受“命运”支配，认为“DNA”“疾病”“死亡”都是无法由我们掌控的东西，那么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

然而，在本期特辑收录的访谈中，竹村和子女士明确指出：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身体议题，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与“本能”有关的行为或体验。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那些已经在语言层面暴露出问题的性制度、性别秩序，以及围绕性取向形成的规范，将其归结为“本能”或“命运”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这无异于承认现状，并放弃变革的可能性。

这期特辑之所以使用了“据点”这个多少有些难懂、甚至可能引起误解的词，是因为正如开头所说，所谓“身体的表象”，正是占有与压迫不断发生并持续作用的场所。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追问。其一，我们需要对那些将身体表象误认为身体本质的话语和社会实践保持高度警觉，并冷静分析其中的占有、压迫等暴力机制。其二，我们需要把“表象”这一探寻身体的唯一线索，视为与我们自身一样处于变化之中的存在，并参与到这种“变化”的创造之中。除了表象，我们别无可以立足之处。我们既要抵抗表象所施加的力量，也要相信表象及其解释仍具有新的可能性。

此外，正如苏珊·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因为性别理论具备一种力量——从根本上质疑那个被理所当然地称为“我们”的主体的力量——所以在此刻，性别理论显得尤为必要。

桑塔格在该书开篇，引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战争的思考。面对一位男性律师提出的“您认为怎样才能避免战争？”这一问题，伍尔夫则以一名厌恶战争的女性的立场作出回应，指出了两人之间的鸿沟：战争由男人发动，也往往受到多数男人的拥护。与此同时，伍尔夫也提到，即使两人都生活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战争的影像也会通过报纸定期被送到他们二人面前。当人们看到那些表现战争的野蛮与可憎的照片时，伍尔夫认为即便“男女所接受的教育以及背后的传统无论有多么不同”，观看这些照片的“我们”仍会同样感到“恐惧与厌恶”。桑塔格通过引用伍尔夫的作品，开启了战争摄影的讨论：战争摄影暂时搁置了性别秩序下男女之间那道决定性的鸿沟。在此基础上，桑塔格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战争摄影的另一种功能：它在战争的“牺牲者”与观看这些表象的“我们”之间，制造出了一道决定性的鸿沟。

“战争是男性的游戏，杀戮机器具有性别，那就是男性。”然而，桑塔格指出：“战争摄影制造出了一种作为共识的幻觉。”伤痕累累的身体这一表象，也就是照片，成为了一种装置。在战争这一对人类而言极端沉重的事件中，照片作为“代表现实之物”，或“超越现实之物”呈现在那些处于特权与安全位置的人们面前。与此同时，表象也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战争是一种建立在性别之上的制度。并且，它还会在不同语境中，在被他者化的“敌人”、被他者化的“牺牲者”与“我们”之间制造距离和鸿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战争之中，“女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必然只是牺牲者。桑塔格以伍尔夫1938年写下的作品为线索，深入切入了一个只有在女性主义意识被进一步高度重视之后，才可能真正触及其根源的议题：战争是如何制造“他者”的。

人们一直以来都通过视觉表象、文字表象（文学），或者表象行为本身，建立身份认同，适应社会，或与社会抗衡。《Image & Gender》第4号所收录的各篇论文，分别聚焦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媒介中的身体表象，并从性别视角对它们加以解读。通过这样的阅读，这些论文揭示了建立在性别之上的制度规范何以如此强大，同时也使那些从规范中逸出的言说与形式浮现在我们眼前。在性别理论中，所谓普遍的“女性”并不存在；女性之间要以“我们”之名联结起来，是何等困难，甚至近乎不可能——这一点早已被反复揭示。正因如此，为了在当下重新思考身体／表象——思考身体／表象如何分裂“女性”，如何固化男女之间的差异，又如何在某些时刻遮蔽这种差异——性别视角的追问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