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直白地袒露着对女性的物化，在这个基础上，还制定了物品价值判断的规则——是否适龄。这种物化的背后，隐藏的是以男性为话语中心的社会对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期待。

为什么是年龄？因为女性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主流的婚姻制度”是否能够成立。

在传统/主流的一妻一夫婚姻制度中，家庭由三种社会角色构成：妻子、丈夫和孩子。对一个家庭，特别是其中的男性来说，孩子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种和病毒传播极为类似的思维——即把延续自己的生命作为最重要的使命。

但是，由于身为男性的丈夫没有生育的能力，男性必须要绑定一位特定的女性，并确保对方对其足够“忠贞”，才能够养育一个确定是自己的孩子，去延续他的“基因”、“香火”。

因为女性的年龄往往与生育能力相捆绑，在这种荒谬的制度与社会认同下，年轻女性便被物化了一种极高价值的“商品”，被赋予个体无法也不应该承担的种种期待，或者说社会强加的义务——生育义务、生育儿子的义务、照料家庭的义务、照料好家庭的义务。在当时，“剩女”一词极为流行，被用作描述在这个规则下，不满足年龄的低价值“商品”。